NPJ Cardiovasc.|不止测心律:一块智能手表的单导联心电,能“看出”心梗患者的心脏泵血能力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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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5 年前后,荷兰莱顿大学的生理学家威廉·埃因托芬(Willem Einthoven)做了一件在当时颇为超前的事:他用一条长约 1.5 公里的电话线,把医院里病人的心电信号传到自己的实验室,在那台据称重达数百公斤、需要好几个人操作的弦线电流计上记录下来。他把这称为“远程心电图”(telecardiogram)。近 20 年后,他因发明心电图获得 192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一百多年后,“远程心电图”已经可以戴在手腕上。而巧合的是,最新一项试图拓展手表心电用途的研究,恰恰也来自莱顿。

近日,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(Leide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,下文简称 LUMC)放射科的维克托·范德瓦尔克(Viktor van der Valk)、马里乌斯·斯塔林(Marius Staring)等人与心内科主任道韦·阿茨马(Douwe Atsma)合作,在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上发表论文。

他们用 460 名心肌梗死后患者在家中用智能手表录下的数千条心电图,训练了一个可解释的深度学习模型,用来判断患者的左心室功能(LVF,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)是否明显受损。

结果显示,仅凭手表上的单导联心电,模型的 AUC 达到 0.883,与医院标准 12 导联心电图的 0.897 相差无几。

简言之就是:手表心电不只能“听节奏”,或许也能大致“看出”心脏泵血有没有力气,而且 AI 还能把它的判断依据画给医生看。

那么,一块手表究竟“看”到了什么?0.883 这个数字,离真正用在病人身上又有多远?

图 | 四个模型的 ROC 曲线(左)与 PR 曲线(右),深红为 12 导联模型,浅绿为预训练后的手表单导联模型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图 | 四个模型的 ROC 曲线(左)与 PR 曲线(右),深红为 12 导联模型,浅绿为预训练后的手表单导联模型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

手腕上的“导联 I”

要理解这项研究,先得弄清楚手表心电和医院心电图有什么不同。

心脏每跳动一次,心肌细胞都会依次产生电活动。贴在体表的电极能测到这些电信号在不同方向上的“投影”,每一对电极之间的连线就叫一个“导联”。医院里常规做的 12 导联心电图,在四肢和胸前一共贴 10 个电极,组合出 12 个导联,相当于从 12 个角度给心脏的电活动“拍照”。这让医生不仅能看心律,还能推断心肌缺血或梗死发生在哪个部位、心室是否肥厚等结构性问题。

智能手表的做法简单得多:手表背面贴着左手腕,用户用右手手指按住表冠,左右手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回路。这个回路测到的,大致相当于埃因托芬当年定义的“导联 I”,即从右臂指向左臂的方向。

只有一个视角,信息量自然大打折扣。因此,目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或欧洲药品管理局(EMA)批准的手表或便携心电设备,主要用途都集中在心律分析上,最典型的就是筛查心房颤动(房颤)。

近几年,研究者开始尝试让单导联心电做更多的事:预测心力衰竭、筛查慢性肾病、评估心脏的衰老程度等。其中一项代表性工作来自美国梅奥诊所(Mayo Clinic)。2022 年,扎卡里·阿蒂亚(Zachi Attia)等人在 Nature Medicine 上报告,在一般心脏病患者群体中,用手表心电预测左心室功能障碍的 AUC 可达 0.885。

不过,范德瓦尔克团队在论文中指出,这一方向仍有两处空白。第一,很少有研究在同一批患者身上,把真实的腕式手表心电与 12 导联心电放在一起“正面对比”,很多工作用的“单导联”其实是从医院 12 导联数据里截出来的,与真正戴在手腕上、在家里自己测的数据有不小差距。第二,此前还没有人在心肌梗死后的患者中,用可解释 AI 来做这件事。

心梗后的患者,正是最需要盯紧心功能的人群。心肌梗死后,坏死的心肌会被瘢痕组织取代,心脏的泵血能力可能随之下降,也可能在之后几周到几个月里逐渐恢复。在临床上,衡量泵血能力最常用的指标是左心室射血分数(LVEF),也就是每次心跳时左心室能把其中多大比例的血液泵出去。如果患者出院后心功能悄悄变差,越早发现,越有机会及时调整治疗。

一块手表,能看出心脏“泵力”吗?

LUMC 有一项现成的条件:该中心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开展了一项远程随访项目,患者出院后会拿到一块 Withings 心电智能手表,按照建议每天或每周在家录一段 30 秒的心电图;同时,他们在出院后 3 个月、6 个月、12 个月回院复查时,还会常规做 12 导联心电图和心脏超声。

这就意味着,同一批患者既有手表心电,也有医院心电,还有能直接反映心功能的超声报告。

研究团队收集了 2018 年至 2023 年间 708 名患者的 63,950 条手表心电,以及 6,703 名患者的 77,005 条 12 导联心电。接下来要做的,是给这些心电图打上“标签”,也就是告诉模型每条心电图对应的心功能如何。

他们把左心室功能分成四档:正常(LVEF ≥ 55%)、轻度受损(45%–54%)、中度受损(35%–44%)和重度受损(< 35%)。标签来自心脏超声报告,只有超声检查与心电记录相隔不超过 7 天时才会被采用;如果心电是在心脏介入治疗后两周内录的,这个窗口还会收紧到 1 天,因为术后早期心功能变化较快。

一个颇有时代感的细节是:这些超声报告原本是医生写的自由文本,研究团队并没有人工逐份阅读,而是用一个经过验证的大语言模型(LLM)从报告中自动提取心功能分级。

最终,有 7,118 条手表心电和 7,593 条 12 导联心电配上了标签,其中分别有 14% 和 11% 属于中度或重度受损。

但手表数据带来了医院里不会遇到的麻烦。研究团队发现,有的患者把手表戴错了手,导致整个心电波形上下颠倒;有的手表被家里几个人轮流使用;还有的记录是在走动、活动时录的,而非静息状态。

为此,他们设计了一道“筛子”:拿每条记录与同一患者前后几次的记录做相关性比较,如果某一条与其他记录长得都不太像,就被视为低质量数据剔除。经过这一步,手表心电被筛掉了 1,638 条,剩下 460 名患者的 5,480 条记录、共 108,364 次心跳。相比之下,12 导联心电只剔除了 396 条。

图 | 临床随访与数据采集时间线:12 导联心电和超声在住院及 3、6、12 个月复查时采集,手表心电由患者出院后在家定期自测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图 | 临床随访与数据采集时间线:12 导联心电和超声在住院及 3、6、12 个月复查时采集,手表心电由患者出院后在家定期自测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
为了让比较尽量公平,研究团队专门构建了一个测试集:只纳入那些既有手表心电、又有 12 导联心电,而且两者采集时间相差不超过 7 天的患者,共 144 人,包括 900 条手表心电和 559 条 12 导联心电。这些患者的数据都没有出现在任何训练集中。

他们一共训练了四个模型:一个用完整的 12 导联心电;一个只用 12 导联中的导联 I;一个直接用手表心电训练;还有一个先用 12 导联中的导联 I“预习”,再用手表心电“精修”。

在区分“中/重度受损”和“正常/轻度受损”这项任务上,完整 12 导联模型的表现最好,AUC 为 0.897。手表心电模型紧随其后:直接训练的版本 AUC 为 0.863,经过导联 I 预训练的版本提升到 0.883。

AUC 可以理解为:随机挑一位心功能明显受损的患者和一位基本正常的患者,模型给前者打出更高“风险分”的概率。0.5 相当于抛硬币,1.0 意味着完美区分。

有意思的是,同样是“导联 I”,从医院 12 导联中截取出来的那个模型反而垫底,AUC 只有 0.805。研究团队认为,一个重要原因是记录时长:医院心电每条只有 10 秒,手表心电则有 30 秒,能提供多得多的心跳。模型会对一条记录里的每一次心跳分别打分,再取平均。心跳越多,个别“噪声心跳”的影响就越容易被抵消。论文中的分析也显示,这种“多次心跳取平均”的处理,对手表模型的提升明显大于对 12 导联模型的提升。

让 AI 把“理由”画出来

如果只是又一个“AI 准确率很高”的故事,这项研究的新意可能有限。研究团队更想回答的是:模型到底是凭什么做出判断的?

在医学 AI 领域,“黑箱”一直是个绕不开的问题。一个模型告诉医生“这位患者心功能可能受损”,但说不出理由,医生很难放心采纳。范德瓦尔克团队采用的是一种名为“部分 β-变分自编码器”(partial β-VAE)的模型结构,这也是他们 2025 年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上提出的方法。

图 | 研究的处理与预测框架:先识别 R 波、切分心跳并筛除低质量心跳,再输入部分 β-VAE 模型进行编码、预测与重建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图 | 研究的处理与预测框架:先识别 R 波、切分心跳并筛除低质量心跳,再输入部分 β-VAE 模型进行编码、预测与重建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
这套方法的思路可以这样理解:模型先把每一次心跳“压缩”成 600 个数字,再尝试用这 600 个数字把心跳原样“画”回来。训练时,研究团队刻意让其中 1 个数字专门负责记录“心功能好坏”的信息,并用一个对抗网络确保其余 599 个数字里尽量不含这方面的信息。

这样一来,那 1 个数字就成了一个“心功能旋钮”。只要保持其余 599 个数字不变、只转动这个旋钮,再让模型把心跳画出来,就能看到:同一个人的同一次心跳,如果心功能从“重度受损”变成“正常”,波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。研究团队把这种方法称为“属性操控”(attribute manipulation)。

图 | 手表单导联模型对三次不同心功能水平心跳的“属性操控”:黑线为原始心跳,从红到绿的一组曲线展示模型认为心功能由差到好时波形的变化(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图 | 手表单导联模型对三次不同心功能水平心跳的“属性操控”:黑线为原始心跳,从红到绿的一组曲线展示模型认为心功能由差到好时波形的变化(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
对于手表心电,模型给出的“理由”比较一致:当心功能被调向“正常”时,R 波(心电图上最高的那个尖峰)的振幅变大,Q 波和 S 波更明显,T 波的面积也略有增大。

而 12 导联模型给出的理由要丰富得多。它会同时利用多个导联上的不同特征,例如 R 波振幅、R 波上的切迹,以及 T 波形态等,在 aVR、V2、aVF、V5、V6 等多个导联上都能看到变化。研究团队发现,手表模型所依赖的特征,与 12 导联模型在导联 I 上用到的特征颇为相似。这也从侧面说明,手表模型没有“走捷径”,而是在利用与生理机制相符的心电特征。

图 | 12 导联模型对上图第一例(重度受损)患者心跳的“属性操控”,模型在多个导联上利用了更丰富的特征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图 | 12 导联模型对上图第一例(重度受损)患者心跳的“属性操控”,模型在多个导联上利用了更丰富的特征。van der Valk, V., et al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。

这些特征在心脏病学中并不陌生。此前已有研究发现,心梗后 QRS 波群和 ST-T 段的若干量化特征可以帮助区分心功能的恢复情况,T 波倒置后再“翻正”也与心功能好转有关。不过论文也指出,目前在心梗后的常规随访中,临床并不会对这些特征做定量评估。

研究团队认为,这种“画出理由”的方式还有一个潜在用途:它能把一位患者的心跳放到整个数据库的背景下去比较,让经验不那么丰富的医护人员也能理解模型为什么这样判断。

0.883 意味着什么,又不意味着什么?

对一个可能用于筛查的工具来说,比 AUC 更直观的是在某个具体“门槛”下它的表现。

研究团队把灵敏度固定在 0.90,也就是 100 位心功能明显受损的患者中,模型能抓出 90 位。在这个门槛下,经过预训练的手表模型特异度为 0.71,即心功能基本正常的人当中,有 71% 会被正确“放行”。

不妨做个粗略的推算(编辑估算,仅供理解):假设有 1,000 名心梗后患者,其中 14% 心功能明显受损,与本研究中手表数据的比例相当。按上述表现,手表模型会把大约 375 人标记为“需要关注”,其中真正受损的约有 126 人,约占三分之一;另外约 625 人被判定为“低风险”,其中仍会漏掉约 14 名受损患者。

换句话说,它更像是一个“分诊”工具,而不是诊断工具。论文的定位也是如此:在两次复查之间,帮助医生找出哪些患者应该提前回院做超声,哪些患者大概率情况稳定。研究团队明确表示,单导联心电并不是要取代 12 导联心电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个门槛下,手表模型的特异度(0.71)在数值上甚至略高于 12 导联模型(0.64)。但这不应被简单解读为“手表比医院心电更好”:两组测试数据的条数和阳性比例并不相同,12 导联模型的置信区间也较宽,而在 AUC、平均精确率等整体指标上,12 导联模型仍然全面领先。

论文本身也坦承了不少局限。

首先,这是一项单中心、回顾性的探索研究,所有数据都来自 LUMC,没有外部验证。研究团队强调,模型的可解释性恰恰建立在心梗后人群“病因相对单一”的特点上:这类患者的心电异常主要由瘢痕的位置和大小决定。如果换成非缺血性心衰等更复杂的人群,模型未必适用,可解释性也可能受到干扰。

其次,手表数据的质量控制仍未完全解决。研究团队提到,要区分“戴错手造成的波形倒置”和“疾病本身导致的波形倒置”并不容易,他们尝试过多种方法,效果参差不齐。在真实的居家使用场景中,这类问题只会更多。

第三,模型目前做的是“分档”而不是“打分”。射血分数本来是一个连续数值,被切成四档后,处在档位边界附近的细微变化可能被掩盖,而同一档内的较大变化又可能被忽略。对于需要长期追踪变化的随访场景,研究团队认为下一步应改为直接预测连续数值。

此外,补充材料显示,各模型在男性患者中的 AUROC 都更高,不过其他指标还不足以判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;而本研究的患者中男性占比近八成,模型在女性中的表现还需要更多数据确认。标签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:它来自医生对超声图像的目测判读,再经大语言模型提取,两个环节都可能引入误差。

结语

研究团队在论文最后列出了走向临床前必须跨过的几道门槛:在独立的心梗后队列和更广泛的心脏病人群中做前瞻性验证;开发能应对居家录制各类伪影的自动质控流程;针对具体用途校准判定阈值,并评估对医疗系统的实际影响;以及,面向消费级可穿戴设备的 AI 心功能监测,其监管路径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。

一百多年前,埃因托芬让病人把双手和一只脚浸在盐水桶里,才得到最早的三个导联。今天,一根手指按住表冠,就能录下其中的“导联 I”。从测心律到看心功能,0.883 只是一个起点,路还很长。

但它至少说明,手腕上那条看似单薄的曲线里,藏着的信息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多,而且 AI 可以把读到的东西摊开来给医生看。

参考资料

1.van der Valk, V., Atsma, D., Scherptong, R. & Staring, M. Leveraging the wearable 1-lead ECG signal. From cardiac rhythm to cardiac function assessment. npj Cardiovascular Health (2026). 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44325-026-00153-2

2.Attia, Z. I. et al.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smartwatch-enabled detection of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. Nature Medicine 28, 2497–2503 (2022). 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41591-022-02053-1

3.van der Valk, V. et al. Explainable ECG analysis by explicit information disentanglement with VAEs.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(2025).

4.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24 – Willem Einthoven. https://www.nobelprize.org/prizes/medicine/1924/einthoven/facts/


撰文 | 郝娅婷
审核 | 医工学人理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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