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ture Communications|让电场在超声焦点“显形”:声电效应实现毫米级非侵入神经调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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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创脑刺激长期面对一个看似无法兼得的目标:既要像电刺激那样拥有相对清楚的电生理机制,又要像聚焦超声那样把能量送到深部毫米级靶点。

经颅电刺激和经颅磁刺激已经进入临床或转化研究,但电场在复杂脑组织中分布广、焦点有限。经颅聚焦超声可以穿过颅骨并在深部形成小焦点,却始终面临一个基础问题:声波究竟通过机械敏感离子通道、热效应、空化、声辐射力、听觉通路,还是其他过程改变神经兴奋性?机制不统一,剂量与安全边界就难以统一。

2026年6月,Jean L. Rintoul、Christopher Butler、Robin O. Cleveland 与 Nir Grossman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研究 Non-invasive in vivo acoustoelectric neuromodul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ultrasound stimulation。研究者利用声场与电场在离子介质中的非线性相互作用,在超声焦点处生成低频、空间局限的电场,并在小鼠中记录脑内声电电位和运动诱发反应。

更具争议性的发现是:常规超声刺激设备产生的高频电“伪影”,可能并非只是污染记录。它可以与传播中的声波发生混频,在焦点产生低频电分量,从而参与一部分超声神经调控效应。

声电效应:让宽电场在超声焦点被“解调”

声电效应并不是一个新发现。早在1946年,研究者就观察到声波会改变离子介质的局部电导率。当超声在盐水或脑组织中传播时,周期性的压缩和稀疏会改变离子密度与迁移条件;若介质中同时存在外加电场,电导率变化便会调制电流,在局部形成新的电压分量。

图1|声电神经调控的混频原理。 外加电场与聚焦超声同时作用于脑组织,在焦点产生和频与差频电信号。图源:论文Fig.1。
图1|声电神经调控的混频原理。 外加电场与聚焦超声同时作用于脑组织,在焦点产生和频与差频电信号。图源:论文Fig.1。

假设超声频率为 ,外加电场频率为 ,非线性混频会产生两个新分量:和频Σf=+,以及差频Δf=||。当两种载波都在数百千赫兹附近、频率只相差数赫兹时,差频便落入神经系统可响应的低频范围。

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:

• 外加电场提供一个空间上较宽的高频载波;
• 聚焦超声只在目标位置改变电导率;
• 两者相乘后,低频电刺激主要出现在声学焦点。

因此,系统有两个独立控制轴。超声决定“在哪里刺激”,两种载波的频差决定“以什么电生理频率刺激”,声压与外加电压共同决定焦点电场幅度。与单纯解释不清的超声效应相比,这种刺激可放回电缆理论和Hodgkin–Huxley框架中理解;与普通经颅电刺激相比,它又继承了超声的空间聚焦能力。

先测清楚“场”:焦点约毫米级,幅度随差频升高而下降

研究者首先在0.9%盐水仿体中建立空间测量系统。500 kHz聚焦超声以1 MPa声压传播,外加电极产生频率接近500 kHz的电场。测量电极以0.5 mm步长扫描声场,从而绘制差频电位的二维分布。

图2|盐水仿体与小鼠脑内的声电幅度和频率依赖性。 图源:论文Fig.2。
图2|盐水仿体与小鼠脑内的声电幅度和频率依赖性。 图源:论文Fig.2。

图2b显示,差频信号在声学焦点形成局部红色区域;沿声传播方向则出现正负交替的电位极值。论文报告相邻极值间距约 1.5 mm,说明声电分量继承了超声传播的空间结构,而不是像外加电场一样弥散在整个介质中。

研究者随后比较不同差频。无论盐水还是小鼠脑内,差频越高,声电幅度总体越低。在3只小鼠中,1 Hz差频的脑内声电分量高于更高差频;到20–40 Hz时,幅度进一步下降。这个频率依赖性意味着,声电刺激并不能任意选择差频:低频容易获得更强电场,高频可能需要更高声压或外加电压,从而触及安全限制。

在体测量中,作者记录到约 9 mV 的声电电位;根据500 kHz、1 MPa条件估算,焦点电场约为 6 V/m。需要区分的是,9 mV是电极记录到的电位差,6 V/m是结合空间模型得到的焦点场强估计,二者并非同一个测量量。

再证明“神经响应”:声场和电场必须同时存在

仅测到差频电位还不能证明神经调控。信号可能是记录伪影,也可能幅度不足以影响神经元。核心实验因此同步记录小鼠脑内电位和前爪肌电,以运动诱发反应作为功能读出。

研究者使用9只野生型小鼠,在氯胺酮/赛拉嗪麻醉逐渐变浅的时间窗内进行刺激。每组实验依次比较四种条件:声电联合、仅超声、仅电场和无刺激。为减少麻醉深度随时间变化造成的偏差,各条件采用平衡随机顺序;共获得28组完整配对试验。

图3|Δf=0 Hz时,声电联合刺激引起更强脑内电位和运动诱发肌电。 图源:论文Fig.3。
图3|Δf=0 Hz时,声电联合刺激引起更强脑内电位和运动诱发肌电。 图源:论文Fig.3。

在一个代表性试验中,联合刺激产生 9.10 mV 脑内电位,而仅超声和仅电场分别为 4.99 mV1.11 mV。总体分析显示,四种条件间脑内电位存在显著差异(ANOVA,F(3,27)=8.50,p=4.8×10⁻⁵);联合刺激相较仅超声和仅电场均显著增强。

前爪肌电也呈现相同方向:声电联合条件产生最明显的诱发肌电包络,仅超声有较弱反应,仅电场接近无反应。这里的关键不是联合条件简单等于“声反应 + 电反应”,而是两种场同时存在时出现明显增强,符合乘性混频机制。

但Δf=0 Hz主要产生直流或极低频起始梯度。若声电效应确实由差频控制,那么把差频调到1 Hz,脑内电位与肌电反应也应出现1 Hz节律。这正是下一组实验要回答的问题。

从直流到1 Hz:运动反应跟着差频节律走

图4|Δf=1 Hz时,脑内电位和肌电包络出现对应的1 Hz频谱峰。 图源:论文Fig.4。
图4|Δf=1 Hz时,脑内电位和肌电包络出现对应的1 Hz频谱峰。 图源:论文Fig.4。

研究者将外加电场频率设为与500 kHz超声相差1 Hz。联合刺激时,脑内记录和肌电包络出现重复波动,频谱在1 Hz处出现明确峰值;仅超声没有同样的低频峰,仅电场虽然可能产生非特异肌电变化,却缺少与脑内1 Hz声电信号对应的结构。

统计结果显示,声电联合条件在1 Hz处的脑内分量显著高于仅超声条件,肌电1 Hz分量也同步增强。更重要的是,脑内波动峰与肌电反应在时间上相互对应,支持焦点电场变化与运动输出之间存在联系。

这组实验增强了机制证据:如果只是超声加热或持续声辐射力,反应未必会严格跟随两个高频载波之间人为设定的1 Hz频差。差频成为可控变量后,声电调控不再只是“联合刺激更强”,而是能够对输出节律进行预测。

排除伪混频:信号不是放大器或信号源“算出来的”

混频实验最大的风险,是电子设备本身也会非线性。功率放大器、前置放大器、线缆连接和采集电路都可能生成和频或差频。如果不排除这些来源,脑内所谓“声电信号”可能只是仪器伪影。

图5|F21电绝缘层与硬件对照用于排除直接电耦合和电子链路混频。 图源:论文Fig.5。
图5|F21电绝缘层与硬件对照用于排除直接电耦合和电子链路混频。 图源:论文Fig.5。

作者采取了多层对照。首先,在换能器耦合锥与介质之间加入2 mm厚F21材料。它对声波相对透明,却能显著衰减换能器产生的直接高频电耦合。图5e显示,500 kHz电伪影在加入F21后明显下降;但当实验使用独立外加电场产生声电混频时,有无F21的差频幅度没有显著差异(p=0.63)。这说明目标差频不是由换能器自身电伪影驱动。

其次,研究者通过隔离变压器把两路驱动电压直接送入记录前置放大器,检查采集链是否会自行产生差频,结果未检测到相应信号。再次,他们实时监测声学与电学刺激输出:1 Hz分量存在于脑内记录,却不存在于刺激源输出。

这些对照不能证明所有记录都绝对没有电伪影,但它们排除了最常见的替代解释:差频信号并非在信号源、前置放大器或线缆中预先生成,而需要声场、电场和离子介质同时存在。

最值得争论的发现:超声换能器的“电伪影”可能参与刺激

证明独立外加电场可以产生声电调控后,团队转向一个更现实的问题:常规超声神经刺激并没有专门施加第二路高频电场,它为什么也可能出现声电分量?

答案来自换能器本身。驱动超声换能器的高压射频信号会通过电容耦合,把高频电场注入附近的水、耦合凝胶和脑组织。过去,这种信号通常被当作污染记录的电伪影。但只要它与传播中的声波同频或接近,它就可能充当声电混频所需的“外加电场”。

在盐水仿体中,脉冲超声不仅产生500 kHz载波电伪影,也产生与1 kHz脉冲重复频率相关的低频包络分量。空间扫描显示,载波电伪影分布较宽,而低频和和频分量在声学焦点处增强,符合“宽电场 × 聚焦声场”的乘性关系。

图6|削弱换能器电耦合后,脑内电伪影及超声诱发反应发生变化。 图源:论文Fig.6。
图6|削弱换能器电耦合后,脑内电伪影及超声诱发反应发生变化。 图源:论文Fig.6。

研究者随后在7只小鼠中进行36次试验,用F21削弱换能器电耦合,同时通过提高输入补偿F21带来的声压损失。F21使脑内500 kHz载波电伪影由 4601±2116 μV 降至 2895±1253 μV(双侧t检验,p=1.47×10⁻⁵)。与不加F21相比,加入F21后超声诱发的脑内与肌电反应也发生下降。

作者据此提出:换能器供电造成的电耦合可能与声波发生声电混频,并对部分超声神经调控效应作出贡献。这个结论并不等于“所有经颅超声刺激都是电刺激”,也没有排除机械敏感离子通道、热效应、听觉通路等机制。它真正改变的是实验解释框架:换能器的接地、屏蔽、耦合锥与驱动电路可能不是无关紧要的工程细节,而是刺激剂量的一部分

为什么这项研究可能解释“同参数、不同结果”

超声神经调控领域长期存在跨实验室复现差异。即使中心频率、声压、占空比和脉冲重复频率相似,不同换能器、功放、接地方式和耦合介质仍可能产生不同生理结果。

如果声电贡献成立,这些差异就有了新的解释路径。两个实验室报告相同声压,并不代表组织中的高频电耦合相同;水锥是否接地、换能器外壳如何屏蔽、功放输出参考地在哪里,都可能改变进入组织的电载波。声场相似而电场不同,二者乘积形成的低频焦点电场自然不同。

未来超声神经调控论文可能需要像报告声学剂量一样,报告换能器端电压、对地电容、耦合介质电导率、脑内高频电伪影以及屏蔽前后变化。否则,“超声参数相同”仍不足以保证真实刺激条件相同。

转化价值与仍未跨过的边界

声电神经调控最吸引人的地方,是同时提供声压和外加电场两个控制轴。理论上,焦点位置可以通过超声换能器设计,差频可以通过两路载波设定,场强则由声压与电压共同调节。研究者还可以在仿体或离体组织中预先测量焦点电场,再把电刺激剂量与神经响应模型连接起来。
但当前工作仍是机制验证,而非临床疗效研究。

第一,实验在麻醉小鼠中进行,读出是前爪运动诱发肌电。麻醉深度会显著改变运动阈值,研究者虽采用配对与顺序平衡减轻影响,却不能替代清醒动物中的行为和认知终点。

第二,外加环形电极直径约2 cm,在小鼠头部形成的场分布与人体经颅电刺激完全不同。人体颅骨、脑脊液和灰白质界面会同时改变电场与声场,需要个体化联合建模。

第三,约6 V/m焦点电场来自模型估算。未来必须建立无创或微创的在体标定方法,明确模型误差、颅骨相位畸变以及组织电导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。

第四,安全性不能分别评价后再简单相加。声压涉及热、空化与机械风险,外加电场涉及皮肤感觉和非靶区电流;真正起效的是二者乘积,安全窗口也应在二维参数空间中确定。

第五,空间聚焦证据主要来自盐水仿体。约1.5 mm极值间距证明声电场可以继承声学空间结构,但并不等同于在完整颅骨下获得1.5 mm功能刺激分辨率。

医工学人点评

这篇论文有两层价值。

第一层是提出一种可控的非侵入刺激范式:用超声决定“在哪里”,用电学差频决定“以什么节律”,让局部低频电刺激在组织内部生成。它试图把超声的空间优势和电刺激的机制框架放进同一系统。

第二层可能更重要:它把“电伪影”从一个单纯需要消除的测量问题,提升为一个可能影响生理结果的刺激变量。过去研究者屏蔽电伪影,是为了让神经记录更干净;现在还必须追问,屏蔽动作是否同时改变了实际刺激机制。

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立即把声电效应包装成新疗法,而是在统一的电屏蔽、接地和声学剂量标准下完成跨实验室复现,并把声电、机械、热学和听觉贡献逐一拆开。只有当焦点场强能够被稳定标定,生理反应能够在清醒动物和疾病模型中重复,声电神经调控才可能从“新的解释变量”变成可预测的临床工具。

它最终提出了一个很有医工意味的问题:我们以为自己在用声音刺激大脑时,实际送进组织的,可能从来都不只有声音。

参考资料

Rintoul, J. L., Butler, C., Cleveland, R. O. & Grossman, N. Non-invasive in vivo acoustoelectric neuromodul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ultrasound stimulation. Nature Communications17, 5073 (2026). 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41467-026-73826-2


撰文 | 袁艺博
审核 | 医工学人理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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